（大部分所谓的“国际贸易”，实际上只是物资在同一家公司的不同分公司之间流转罢了。）最后有必要算上非政府组织，它们在世界多地承担起了从前由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结果是尼泊尔某城的城市规划或尼日利亚某镇的卫生政策很可能制定于苏黎世或芝加哥的办公室。
当时，我们并没有用这样的措辞来谈论事情——“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实则意味着创建以确保投资者盈利为目的的全球性行政结构，“全球化”其实就是官僚化。有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接近了，但还是没能把它点明。
回想起来，我认为那正是我们本该强调的。哪怕只是强调我们发明的集会、发言人会议（spokescouncil）等对这场运动至关重要的新型民主程序，便足以表明人们完全有能力共处，甚至做出重要决策、执行复杂团队项目，而无须填写表格、提起诉讼，抑或是以叫保安或叫警察相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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