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方位官僚化的时代，全球正义运动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第一场重大的左翼反官僚化运动。因此我认为，它为任何尝试阐发类似批判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我在最后列出其中的三点。
1．不要低估纯粹的身体暴力的重要性。
攻击峰会抗议者的高度军事化的警察部队并不是某种“全球化”的古怪副产品。每当有谁开始大谈“自由市场”时，最好四下找找持枪人在哪儿。他不会离得太远。19世纪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迎合了现代警察和私家侦探的发明，<sup>30</sup>并逐渐迎合了这样的认识，即警察对城市生活几乎享有全方位的管辖权，从监管街头小贩或私人聚会的噪声大小，到调解你跟暴躁老叔或大学室友之间的骂战。如今我们会觉得，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棘手情况时，至少可以叫警察来处理，这种观念早已习惯成自然，以至于很多人甚至没法想象在此之前人们是怎么做的。<sup>31</sup>因为，事实上，对生活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人（哪怕是大城市居民）而言，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可供诉诸的当局。或者说，至少没有像现代警察系统那样非人格化的官僚机构，有权依托武力威胁来强制落实专横的决议。
在此，我觉得可以为“自由主义铁律”增加一项推论。历史表明，利好“市场”的政策往往意味着让更多人在办公室里管理事务，但历史还表明，这种政策同时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最终要通过暴力威胁来调控。这显然与我们被教导的对市场的理解背道而驰，可倘若你仔细观察实际发生之事，就会发现这才是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称之为“推论”有点混淆视听了，因为我们探讨的是一体两面。日常生活的官僚化意味着强制推行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反过来，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只有依托武力威胁才能运行。<sup>32</sup>事实上，在全方位官僚化的最新阶段，我们见证了这些事物的泛滥——电子眼、警用摩托、临时证件，以及身着各式制服、打着公共或私人名义在威胁、恐吓和最终施展身体暴力方面训练有素的男男女女。这些事物已然无处不在，哪怕是在游乐场、小学、高校校园、医院、图书馆、公园或海滨度假区，而在50年前它们还会被人视作有伤风化或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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