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自动取款机（ATM）吧。过去30年里，我印象中没有哪次从自动取款机提款所得的金额是有误的。也没有哪个我认识的人有过这种遭遇。这样的经验太过真切，以至于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当公众津津乐道于计票器2.8%或1.5%的预期误差数据时，一些人斗胆指出，在自诩为世上最伟大的民主政权的国家，在选举被奉为圣礼的地方，我们似乎就这么接受了计票器经常性地计错票数，而与此同时，每天上亿笔自动取款机交易却能做到零差错率。说明对美国人而言，什么才是本国的真正要务。金融技术已经从当年的笑柄变为如此可靠之物，以至于我们将它默认为社会现实的基础。你不必去想自动取款机吐出的钱数对不对。如果机器尚在运转，那它便不会犯错。抽象的金融概念就这样被赋予了某种全然的确定性，即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性”（ready-to-hand）。这一点对于我们处理日常事项时用到的实践层面的基础架构而言至关重要，重要到没人费心去思考它的本质。而与此同时，马路、自动扶梯、桥梁、地下铁路等实体的基础设施在我们身旁破败；放眼大城市周边的景观，过去数代人的未来主义构想如今正躺在那里肮脏发臭或无人问津。所有这些都不是没来由地发生的。准确而言，它关乎国家层面的优先事项，取决于政策决定该如何配置资金，是拨款给地标建筑的保护还是特定领域的科研。这其实是一个由无数印着“愿景”、“品质”、“领导力”和“创新”的文件造就的世界。如今的局面并不是技术变迁带来的；很大程度上，技术变迁的方向只是顺应了金融之力。
3．始终切记，一切归根结底都关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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