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
换言之，谈论理性效率成了一种逃避方式，如此便可对这种效率实际上服务于什么避而不谈；那便是最终的非理性目标，而它们被当作了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在这里，市场和官僚制再度同声相应。二者都称自己的行事准则主要是个体自由，以及通过消费达到个体的自我实现。就连黑格尔或歌德这样的19世纪旧式普鲁士官僚国家的支持者，也坚持认为国家的威权措施有其正当性，理由是公民的财产安全受到绝对的保障，因而有自由在自己的家中自行其是——无论是追求艺术、宗教、浪漫或是哲学思辨，还是仅仅决定要喝哪款啤酒、听什么音乐、穿什么衣服。官僚资本主义在美国出现时，同样用消费主义的理由为自身正名：可以要求工人放弃对其工作状况的一切掌控权，只要这样能保证他们回家后有更多更便宜的产品可用。<sup>36</sup>人们总是假设有某种协同效应存在于这两者之间——不带个人色彩的、受规则约束的组织（包括公共领域和生产领域的组织）和在俱乐部、咖啡馆、厨房或家庭出游中绝对自由的自我表达。（当然，这种自由最初仅限于男性一家之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至少从原则上扩展到了每个人。）
过去200年间，占支配地位的官僚制组织最深厚的遗产，就是把这种理性、技术手段和两者最终服务的非理性目的间的简单割裂变得如常识一般。在国家层面上是这样，公务员的荣誉感源自找出最有效的手段去贯彻本国统治者碰巧设计的国家命运——无论其根植于弘扬文化、帝国征服、追求真正平等的社会秩序，还是谨遵《圣经》律法。在个人层面上也是这样，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进入市场只是为了算计出最有效的致富方式，可一旦钱到手了，谁也说不准他们决定拿它做什么——是买豪宅或赛车，对不明飞行物失踪事件展开个人调查，还是干脆全投在孩子身上。一切似乎是明摆着的，使得我们忘记了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多数人类社会里，这种割裂根本没有意义。在大多数时空里，一个人做事的方式就是他终极的自我表达。<sup>37</sup>但同样，一旦世界被一分为二，出现了纯粹的技术功能领域和独立于它的终极价值领域，那么从这一刻起，两个领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试图互相入侵。有人会宣称，理性乃至效率本身就是价值，甚至是终极价值，我们应当以某种方式创造一个“理性的”社会（无论那意味着什么）。其他人则主张，生活应当成为艺术，或者宗教信仰。但上述所有运动的前提恰恰就是它们誓要克服的这种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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