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镀金时代（GildedAge）<sup>[4]</sup>，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伴随了新兴商业大亨有意识的努力，他们抛开上面那套话语，宣扬起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新哲学，即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口中的“财富的福音”（GospelofWealth）——价值实则来自资本本身。卡内基及其拥趸在雄厚的财力支持下展开了一场传播新福音的运动，不仅覆盖全国上下的扶轮社和商会，还去到了学校、教堂和公民组织。<sup>35</sup>这些人的基本论点是，他们执掌的新兴巨头企业的效率本身，能够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使美国人可以通过消费而非生产去达成自我实现。照此观点，价值说到底产生自新兴大集团的官僚组织本身。
全球正义运动教给我们一件事，那就是归根结底，政治确确实实关乎价值；但另外，那些大型官僚体系的创造者几乎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真正看重的价值是什么。这在卡内基时代和在今天同样成立。通常，他们会像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强盗资本家那样，一口咬定自己是奉效率或“理性”之名行事的。但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实质上都是故意含糊其词，甚至荒谬无谓。“理性”一词就是个贴切的例子。一个“理性”之人应当能够建立基本的逻辑联系，不靠妄想来评估现实。换言之，他不是个疯子。任何声称自己的政治主张基于理性的人，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相当于在声称反对者大抵是精神错乱了——没有比这更傲慢的姿态了。又或者，他们用“理性”代称“技术效率”，从而将关注点放在怎样做事上，因为他们不愿谈论最终到底要做的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惯用此招。当经济学家试图证明在美国大选中投票是“非理性的”时（因为对投票者个体而言，所耗的精力远超可能的收益），他们只会泛泛使用这个词语，而不会直说“对那些无视公民参与、政治理想或公共利益的价值，仅从个人利益角度看待公共事务的人来说，这种做法是非理性的”。没理由说一个人不可能理性算计出靠投票来推进其政治理想的最优方法。但按照经济学家的假设，任何走这条路的人都可能失去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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