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全部签字人在场，我们连这些表格都不收的。”
“我母亲中风了，卧病在床。所以我才要申请授权啊。”
她说她去跟经理核实一下。10分钟后她回来了，经理就站在听得见我们说话的不远处。她宣布银行不能接受目前这样的表格——除此之外，即使表格填好了，我还要让母亲的医生出具一封信，证明我母亲的精神状况允许她签署这样的文件。
我提出，先前可没人说过需要这样的信。
“什么？”经理突然插了进来，“是谁给了你表格又没告诉你信的事的？”
鉴于肇事者在众多银行员工中算是比较有同理心的，我躲掉了这个问题，<sup>1</sup>转而指出存折上分明印着“由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代管”。不出所料，他回复，那个要等她死了才能作数。
一语成谶，整个问题很快成了一纸空谈：我母亲真的在几周后去世了。
当时，这段经历搅得我心神不宁。我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里过着一种不羁的学生生活，与这种事情相对隔绝。我开始询问身边的友人：这真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平常生活吗？整天东奔西走，感觉自己像个白痴？不知怎的被摆到了某个位置，结果真的做事像个白痴？大多数友人倾向于认为，生活大抵就是如此。诚然，那名公证人异常不称职。可在那之后不久，我又被迫耗了一个月的时间处理纽约机动车管理局某工作人员把我的名字录成“Daid”造成的严重后果，更别提威瑞森通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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