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zon）职员把我的姓记成“Grueber”的事儿了。无论出于何种历史原因，公共和私人官僚制的组织方式仿佛旨在确保相当一部分成员无法按预期完成任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在前文中认为官僚制完全可以被称作乌托邦式的组织形式。毕竟，我们常说的乌托邦不就是这样吗？天真地相信人性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拒不面对人类本来的模样。我们不也知道，正因如此，它们才会设置不可能的标准，然后又责怪个体无法达成吗？<sup>2</sup>但事实上，所有的官僚制都是这么做的：提出自认为合理的要求，然后发现它们并不合理（因为总有很多人无法达到预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不在于要求本身，而在于达不到要求的具体个人不够称职。
从个人层面看，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跟这些表格打交道好像让我变蠢了。我怎么没注意到自己把印刷体的名字写到了手写签名栏？表上明明提示得很清楚啊！我自认通常情况下并不算蠢。事实上，做我这行的立身之本就是让别人相信我是聪明的。可我显然犯了蠢，而且不是因为不注意；事实上，我在整件事上倾注了大量心力。我意识到问题不在于花了多少精力，而在于大部分精力都被用于随时试图理解和影响任何可能具备某种凌驾于我之上的官僚权力的人——事实上，他们只需精准解释一两个拉丁文词语，并正确执行某些完全机械的功能。我花了太多时间担心，生怕自己表现得好像在质疑公证人的专业能力，或者想象自己该怎样才能显得更体谅银行员工，因而没怎么留意他们让我做的蠢事。这显然是个错误策略，因为我能说上话的人通常无权在规则上通融；而就算我真的碰上有这种权力的人，他们通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告知我，如果我要投诉，哪怕单纯针对结构性的荒谬，那么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令某些基层职员陷入麻烦。
身为人类学家，这一切让我感到似曾相识。我们人类学家的专长就是研究出生、结婚、死亡及类似场合下的通过仪式。我们格外关注有社会效用的仪式化动作：单凭某句话或某个行为就能造就社会事实。（想想“我道歉”、“我投降”或“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之类的句子。）人是社会动物，出生和死亡绝非单纯的生物事件。通常要借助大量工作才能将一个新生儿变成一个人——有名字、社会关系（母亲、父亲等）和一个家，有别人对他负责，并期待他有朝一日也会对这些人负责。通常，大部分此类工作都经由仪式完成。正如人类学家指出的，此类仪式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可能涉及洗礼，坚振，熏香，剃胎发，隔离，报喜，制作、挥舞、焚烧和掩埋仪式用具，还有念咒语。死亡更复杂，因为一个人一生中获得的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又要逐步被切断和重整。一个人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完全死去，其间轮番经过下葬（甚至重新下葬），焚化、清洁和重整骸骨，宴请，还有仪典。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大多数社会中，上述仪式进不进行都有可能，但恰恰是文书工作而非任何其他形式的仪式承担起了这份社会效用，令这些改变实际生效。例如，我母亲希望不办葬礼，直接火化。我对殡仪馆的主要记忆就是那个胖胖的和善文员，他带我过了一遍获得死亡证明前必须入档的14页文件，文件要用圆珠笔在复写纸上填写，如此得到一式三份。“你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填这样的表格？”我问道。他叹了口气：“我干的全是这个。”说着抬起一只因为某种早期腕管综合征而缠了绷带的手。他没得选。要是没有这些表格，我母亲或任何在其机构火化的人都将无法在法律意义上——从而在社会意义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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