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研究是可以更进一步的。文书就该这么无聊。而且其无聊程度与时俱进。中世纪的凭照往往相当美观，通篇是书法字和纹章装饰。其中一些元素甚至直到19世纪还保留着：我有一份我祖父出生证明的副本，1858年签发于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它色彩斑斓，有着哥特体字母、卷轴和小天使（还是全德语写就）。相较之下，1914年于堪萨斯州的劳伦斯签发的我父亲的出生证明是黑白的，毫无装饰，只有线条和方框，但好歹由一手漂亮的花体字填写。而我自己的，1961年出具于纽约的那份，连这一点都没有：它是打印后盖章的，平平无奇。当然了，如今大量以计算机界面呈现的表格，其乏味程度还要略胜一筹。仿佛文件的创造者们一步步地尝试剥夺文件中的任何一丁点儿深意或象征性。
无怪乎这一切可能会令人类学家绝望。人类学家为密度所吸引。我们手头的解释性工具最适于在复杂的意义之网中穿行——我们寻求理解纷杂的仪式象征、社会戏剧、诗歌形式或亲属关系网络。所有这些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往往既无限丰富，同时又无限延展。单单一个罗马尼亚的丰收仪式、阿赞德人的巫术指控或墨西哥的家族传奇，如果想把其中包含的所有意义、动机或关联都研究透彻，都得穷尽一辈子时间—其实应该是好几辈子时间，如果还要在更广的社会或象征场域内追索它们与其他元素的关系，这样的工作一贯是开放性的。文书工作恰恰相反，其设计初衷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简单和自足。表格再怎么复杂，哪怕复杂到令人傻眼，它也是由非常简单但明显对立的元素无限叠加而成的，就像一个完全由两三个简单几何图案无限并置而构成的迷宫。而就像迷宫一样，文书工作并不真的向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开放。结果就是没什么可供阐释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因提供了一种对巴厘岛斗鸡的“深描”而成名。他试图证明，如果我们能剖析一场特定斗鸡比赛中发生的一切，我们就能理解巴厘岛社会的一切：那些概念关乎人类境遇、社会、阶序、自然，以及人之存在的所有根本激情与困境。从一份抵押贷款申请中不可能得出这些，无论文件本身的信息量有多大；即便有哪个不信邪的只为证明其可行性而着手写了这样一篇分析，也很难想象有谁真的愿意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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