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僚制兴趣的消退在现实政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更为深刻。格雷伯在导论中谈到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灾难”，我读到此处不禁击节称叹，因为这正是我在美国多年的观察和感受。无论意识形态光谱如何，人们都不会否认，对官僚制的反抗是左翼思潮萌芽的动力与关怀，20世纪60年代席卷西方的民权运动既是左翼运动，也是对官僚制的反抗，体现了人们对日渐加深的社会控制的担忧。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渗透，西方社会传统的福利体制不复存在，“反官僚”悄然成为右派话语，并成为其推销市场模式的利器；反之，左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强调渐进改革，强调国家的调控，强调将市场机制纳入官僚制本身的框架。为什么是灾难？因为左派失去了批判性。在激进左派被主流社会视为异端邪说，温和左派以资本主义拯救官僚制（或以官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的做法屡屡成为二者最坏元素杂糅的情况下，曾经和精英主义画上等号的右翼立场转身为平民代言。这正是民粹主义在今日之全球泛滥的根源和缩影。
再来看右派对官僚制的批判。作为启蒙运动的延续，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自由主义将官僚制在内的国家与政府视为“封建余孽”，认为基于个人主义的人的自由联合才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问题在于，官僚制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日渐枝繁叶茂。到了20世纪，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及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直接将官僚制视为民主之危险的体现，或曰“善意之暴政”的写照。然而，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市场制度往往是政府主导的产物，而旨在破除官僚制的繁文缛节的政策通常会以官僚制的进一步膨胀而告终，这正是格雷伯所说的“自由主义铁律”。以“放松管制”为例，格雷伯犀利地指出，人们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个词，却从未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银行而言，造币权不可能交给个人或私有企业，因此总是成为掌权的少数金融集团控制市场的话语利器；也就是说，最后总是沦落为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合而为一，公共财物被大肆掠夺。这就是格雷伯所说的“全方位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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