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了什么？官僚制是如何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甚至不可或缺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的？为官僚制所困的学者为什么不再谈论官僚制？格雷伯给出了饱含洞见的社会学解读。
首先，随着美联储在1971年放弃美元金本位，美国社会开始走上资本金融化之路，这使得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与工人的松散利益共同体关系解体，公司高层投身于大股东，最终导致投资者和管理者的结盟，信奉左翼理念的管理精英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与工人阶级渐行渐远。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影响深远，因为官僚制全面渗透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文凭化”就是官僚制入侵的典型体现。
其次，官僚制成为一种“规则的乌托邦”。韦伯虽然对官僚制的“理性铁笼”痛心疾首，却也对官僚制对于规则或曰“程序正义”取代“人治”而欢欣鼓舞，认为这种“贤能政治”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格雷伯无情地戳破了这种假象。我们谁都知道，规则有空可钻，规则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的假象，规则时常沦为特权者暗度陈仓或堂而皇之大肆掠夺的工具。
再次，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愚蠢”的社会情境建立在结构性暴力之上。格雷伯说的暴力并非隐喻，而是实实在在的对他人的身体伤害。虽然我们多数人自认为“岁月静好”，不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身体侵犯，但这正是因为我们屈服于自身所处的结构性安排。一旦越轨，一旦我们向这个结构提出挑战，暴力的威胁立刻不请自来。一个例子是性别暴力——格雷伯正确地指出，一旦女性向主流性别规范发起挑战，性侵犯的发生率立刻急剧攀升。种族、教育、意识形态同样如此。换言之，没有字面意义上的暴力为隐含前提，符号暴力就不可能存在。进一步地，暴力是一种（而且可能是唯一一种）无须沟通便可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类行为。沟通意味着双方关系的相对平等，而真正的不平等是无须沟通的，或者说唯一的沟通形式就是铁拳。无论是亲友相处还是两国关系，关系的维系都需要“阐释性劳动”，也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而简单粗暴的身体伤害可以跳过这一切。再进一步地，结构性暴力产生了一种不对等的想象或阐释结构，其中被统治者需要小心翼翼地揣摩他所处的社会场景，尤其是掌权者的心态，而掌权者完全无须考虑被统治者如何想。也就是说，阐释性劳动基本只属于无权者。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官僚制的“愚蠢”其实根源于结构性暴力。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