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废除了奴隶制，并强加了一个政府，该政府甚至不屑假装自己基于社会契约或被统治者的意志，而只是基于火力优势。不出所料，马达加斯加人大都推断出自己实际上已成了奴隶。这对人们的相处之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过多久，任何指挥关系——成人之间一方将另一方持续性地当作自身意志的延伸——都被视作有悖道德，本质上只是奴隶制或者国家的变体。正经马达加斯加人不这样行事。所以即便马达加斯加政府远在天边，它的阴影依旧无处不在。在我研究的社群中，这种关联在人们谈及19世纪的大奴隶主家族时最容易凸显出来；那些家族的孩子很大程度上凭借教育投入和文书工作技能，在后来的殖民政府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而他们的后代也大都在首都考究的办公室工作，远离乡村生活的烦恼与责任。在其他语境下，特别是在官僚语境下，指挥关系有着语言编码：它们与法语密切相关；与之相对，马达加斯加语被视作商议、解释和共识决策所使用的语言。当基层官员想要不由分说地发号施令时，几乎总会切换到法语。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和一名和蔼可亲的基层官员以马达加斯加语进行过多轮交谈。后来的某一天，我在所有人都打算提早回家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来访，令他心烦意乱。（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他们在办公室确实没什么可做的。）
“办公室关门了，”他用法语宣布，一反常态地挺了挺腰板，摆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如果你有什么事，只能明早8点再来。”
我一头雾水。他知道我的母语是英语，也知道我能说流利的马达加斯加语，但不可能知道我还听得懂法语。我佯装困惑，以马达加斯加语回复道：“不好意思，抱歉，我没听懂。”
他的回应是把腰板挺得更直，并重复了同样的话，只是语速略有放缓，音量略有提高。我再度假装没有听懂。“我不明白，”我说，“你为什么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跟我说话？”他复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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