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
这里，将官僚知识和理论知识做一比较能给人以启发。官僚知识其实就在于纲要化。在实践中，官僚程序总是意味着无视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幽微之处，将一切都简化为预先构想的机械化或统计学公式。无论是表格、规则、数据还是问卷，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简化。通常情况下，这与走进后厨，对问题原委草草下定论的老板并无太大区别：二者都是将非常简单的预制模板应用在复杂且通常暧昧不明的情境中。结果就是，那些被迫跟官僚行政机构打交道的人总感觉自己遇到的人都强行戴上了一副只能展示眼前2%事物的眼镜。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理论领域存在类似的情况。人类学家好将自己所做之事称为“深描”，但实际上，再优秀的民族志描述，最多也只能捕捉到任何特定的努尔人争端或巴厘岛斗鸡中实际发生之事的2%。依托于民族志描述的理论工作通常又只会聚焦那2%当中的一小部分，从无限盘根错节的人类境遇中抽取那么一两条线索，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做泛化，比如概述社会冲突的动态关系、绩效的本质或阶序的原则。
我并不打算指责这种简化的理论。相反，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想发表一些关于世界的全新见解，那么做一些这样的处理是有必要的。
想想结构分析吧。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该研究方法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这样的人类学家或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Vernant）这样的古典学家的引领下风靡一时。一如学术潮流的一贯走向，结构分析在目前看来完全过时了，人类学学生大都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含糊又荒谬。这在我看来实属不幸。诚然，结构主义声称自己是一种关于思想、语言和社会之本质的单一宏大理论，认为它提供了解开人类文化所有奥秘的钥匙，在这点上它的确荒谬，也理应被抛弃。但结构分析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也被大多数人一并丢出窗外，使我们痛失最精巧的工具之一。因为结构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几乎万无一失的技术，可用于做任何优秀理论该做的事：对复杂材料进行简化和纲要化，以便道明出人意料的东西。顺便一提，我在前几段里关于韦伯和官僚英雄的观点就是这么来的。一切的缘起是我在耶鲁大学的一场研讨会上尝试向学生们展示何为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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