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才说，左派根源上的灵感始终是反官僚制的。因为它的立身之本始终是一套不同的关于何为终极现实（意即何为政治存在之根基）的假设。很显然，左派不否认暴力的现实。许多左派理论家对此多有思考。但他们并不倾向于赋予它同等的根基地位。相反，我认为左派思想的根基是我所谓的“想象的政治本体论”（political ontology of theimagination，尽管也可以称其为创造或制造或发明的本体论，可能差不离）。今时今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认为这一倾向呼应了马克思的遗产，呼应了他对社会革命和物质生产力的强调。马克思归根结底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的术语来自更广泛的关于价值、劳动，以及彼时在激进圈子中盛行的那种创造，无论是工人运动，还是他在巴黎和伦敦时周遭涌现的各种浪漫主义和波希米亚式生活。马克思本人虽鄙夷那个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从未停止坚持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建筑师（不同于蜜蜂）会首先在想象中搭建他们的建筑物。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的独有属性就是他们要先设想事物，再将它们变为现实。这便是他称作“生产”的过程。
大约在同一时间，像圣西门（St.Simon）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艺术家应当成为社会新秩序的“先锋”（avant-garde），并勾勒出了一幅以当时的工业能力可以实现的宏伟愿景。这个在当时似乎只是臆想的古怪小册子，很快成了一个松散不定却显然延续至今的联盟的宪章。如果说从那时起，艺术先锋派和社会革命者之间就有了一种不寻常的惺惺相惜，彼此借鉴语言和思想，那么可以说他们似乎都坚信一点，即这个世界背后隐藏的终极真相在于它是由我们创造出来的，而我们很容易将它改造成不同的模样。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权力归于想象力”道出了左派的精髓。
那么，从左派的视角看，人类生活背后隐藏的现实是，这个世界并非自发形成的。尽管我们惯常看待世界的方式仿佛它是一种自然事实，但它并不是；它的存在缘于我们集体的生产创造。我们凭喜好想象事物，然后将其变为现实。可一旦你开始用这套术语进行思考，就会明显发现哪里不对劲。因为倘若人们可以凭喜好想象出任何世界，进而将其变为现实，那么谁会创造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世界呢？<sup>32</sup>或许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约翰·霍洛威（JohnHolloway）以最纯粹的方式表达出了左派的体察。霍洛威曾打算将一本书命名为“停止制造资本主义”。<sup>33</sup>他指出，资本主义不是某种外力加诸我们的东西。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每天一睁眼就开始生产它，日日如此。如果哪天我们一觉醒来，集体决定生产别的什么东西，那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这就引出了终极的革命性问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让我们一觉醒来后去想象和生产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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