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可以说，主人鞭打奴隶是在进行一种有意义的交际行动，传达出对不容置疑的服从的需要，同时试图塑造一个可怖的、独断专权的虚构形象。这些都成立。但坚持认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或者我们只需要谈论这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毕竟，如果我们不去进一步深究“不容置疑”实际意味着什么——主人始终不必理会奴隶对任何情境的理解；奴隶完全无从发声，哪怕意识到主人的逻辑存在有悖常理的严重缺陷；由此导致种种形式的盲目或愚蠢；这些迫使奴隶投入更多精力去理解和预判主人混乱的感知——那我们的工作再怎么微不足道，恐怕也与鞭子的性质无异。其作用并不真的在于让受害者开口。归根结底，它参与的是让受害者闭嘴的过程。
我以母亲和公证人的故事作为开头还有一个原因。我莫名其妙弄混签名的经历表明，这样的死区可以让任何人变蠢，至少是暂时变蠢。正因如此，我在立论之初实际上并未意识到，这些观点中有一大部分已经在女性主义立场论之下被阐发过了。由于该理论本身的边缘化处境，我对它只有些模糊的认识。这些疆域向我们展示出某种由盲目、无知和荒谬构成的官僚制迷宫，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正派之人避之唯恐不及——事实上，迄今发现的最有效的政治解放策略恰恰就在于避开它们；但与此同时，假装它们不存在只会置我们于危险之中。
[1]OpenContainerLaw，有此法律的美国各州规定，在交通工具上不能持有开盖后的酒精饮料。——译者注
[2]SNAFU是Situation Normal: All Fucked Up（一切正常：全部搞砸）的缩略词，表达的是当前情况非常糟糕，但这就是常态。有说法称该俚语出自“二战”时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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