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社会理论怎样能对这一进程有所贡献。正如我强调过的，社会理论本身可被视作一种激进的简化，一种有意的无知，像是戴上一副定制的有色眼镜，以便揭示常人无从得见的模式。
这样说来，我一直在尝试的就是戴上一副有色眼镜，以便看见另一副有色眼镜。所以本文才那样开篇，讲述我母亲的疾病和死亡如何被文书工作包围。我想让社会理论瞄准那些似乎对它最有敌意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中遍布着许多死区，其中缺乏任何深度阐释的可能，甚至排斥任何赋予它们价值或意义的尝试。一如我发现的，那里正是阐释性劳动不再起效的地方。无怪乎我们不愿谈论它们。它们排斥想象。但我同样相信，我们有责任去直面它们，因为若非如此，我们便可能成为造就它们的暴力的共谋。
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现有的社会理论有将暴力浪漫化的趋势：将暴力行为首先视作传递戏剧性信息的方式，是对绝对权力、净化和恐怖的象征符号的运用。现在，我并不是要说这完全不正确。在这种非常浅表的意义上，大多数暴力行为确实也是恐怖行为。但我也坚持认为，从这些最富戏剧性的层面切入暴力，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暴力及其造就的情境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非常无聊。在美国监狱这样暴力至极的场所，最恶毒的惩罚形式仅仅是将一个人关在一个空房间里长达数年且无所事事。像这样清空一切交流或意义的可能性，才是暴力及其所作所为的真正本质。不错，将某人单独关押起来确实是一种向他和其他犯人传递信息的方式。但该行为的主要内涵，在于扼杀传递任何更多信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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