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也不能说我们的文化完全回避了对技术失望的问题。这个问题引发的尴尬使我们始终不愿明确探讨它。但就像许多其他文化创伤一样，痛苦被转移了；只有当我们认为自己在谈别的事情时，我们才能谈论它。
回头看后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整个世纪末的文化思绪，我觉得最好的理解方式可能就是将其视作对从未发生的技术变革的长久沉思。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时，我正在看一部新拍的《星球大战》电影。电影烂透了。但我不禁为高超的特效所折服。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科幻片里那些典型的蹩脚特效，比如由几乎看不见的线牵引的锡制宇宙飞船，我就在想，要是50年代的观众得知了今天的特效水平，得多么叹为观止啊。但我转念便意识到：“实际上，并不会。他们根本不会为之所动，不是吗？他们以为我们如今已经实际做着这样的事情了。结果发现我们只是想出了更复杂的模拟方式而已。
最后的“模拟”一词是关键所在。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们看到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领域，也就是模拟技术。这些技术的性质就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提出的“超现实”（hyper-real）——使模仿比原作更逼真的能力。整个后现代思绪，就是感到我们不知何故闯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时期，而我们明白其中并无新鲜事；感到关于进步和解放的宏大历史叙事毫无意义；感到如今的一切都是模拟、讽刺的重复、碎片化和拼贴：这一切只有在一种技术环境下才讲得通，在那种环境里，仅有的重大突破只是更便于人们创建、转移和重新排列那些业已存在的事物，或如今逐渐被人意识到永远无法真正实现的事物的虚拟投影。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真的在火星的穹顶建筑里度假，或者随身携带袖珍核聚变装置或遥控读心设备，绝对不会有人表达出这种态度。“后现代”时刻只是一种绝望之举，将原本苦涩的失望感装扮成某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激动人心的新事物。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