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复杂的是，在MTurk，托客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劳动力的符号化和原子化相互交织。托客一旦在MTurk注册成功，就会被分配到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ID，这个D是他们在平台的符号化存在形式。劳动力的符号化不但削减了托客的主体性与自主性，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因此被匿名化，而且他们和任务发起者的交流机制愈发呈现数字化和符号化的特征。基于此，两者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电子化的简单交换关系，托客的劳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隐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难以通过相同的工作而彼此联结，每个人都被区隔开来为自己打工，原子化趋势日趋明显，这极大阻碍了他们行使组建工会和集体协商的权利。①
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5—197页。
②在MTurk，托客既来自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核心、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又来自处于体系边陲或半边陲、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参见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③世界各地的线上劳动力构成MTurk劳动力后备军的现实再次印证了崔学东、曹樱凡、邱林川等学者的论述：企业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通过标准化和机械化过程(即“再泰罗化”过程)以众包这一新型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招募最为廉价的劳动力，进而加速资本的积累和增殖。因此，随着在线众包平台的兴起，社会化的生产存在于工厂、电信服务部门和小商铺外，占领书房和任何可以手机上网的地方，侵占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在全球范围储备着一支弹性的、不稳定的劳动力后备军。参见崔学东、曹樱凡：《“共享经济”还是“零工经济”？—后工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积累与雇佣劳动关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1期；Qiu，JackLinchuan.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
④王俊：《互联网资本主义下劳动力商品化的发展趋势与就业效应》，《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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