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当托客的主要经济来源为MTurk的任务报酬时，他们高度依赖平台，且受到来自发布者与平台的劳动控制，这导致他们工作自主性的不断降低，②遑论对平台的治理权。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托客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对他们劳动过程的监督是同构的，即来自任务发起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使它们得以对托客的劳动过程实施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监控”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平台通过赋予任务发起者最终决定是否发放托客报酬的权力，将托客与平台的矛盾(这种矛盾因平台对托客的控制和监视而产生，如“普通托客”时常抱怨自己只能在MTurk选择到报酬很低的任务，有时候为了和其他托客争抢报酬相对较高的任务，他们必须时刻关注新任务发布的消息)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托客与任务发起者之间(如任务的报酬过低，不能真实地反映托客的实际劳动价值)。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Aloisi, Antonio. Commoditized Workers, Case Study Research on Labour Law Issues Arising from a Set of "On-Demand/Gig Economy"Platform. Comparative Labou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2016(3): 653-690.
②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③ 20 世纪 70 年代，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圆形监狱”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概念。它由位于中心的瞭望塔(监督室)和周边的环形建筑(被分割为许多独立的小囚室)组成，身处瞭望塔中的监视者对囚室中的囚犯进行监视。在福柯看来，“圆形监狱”不再囿于监狱、教养所、贫民收容所、医院、学校等封闭空间，而是弥漫、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也标志着现代监控社会的形成。如果说边沁“圆形监狱”的内核是通过建筑物和光线等各种物理手段的结合，将人的身体活动和轮廓展现在监视者的面前，那么福柯则认为：“全景监狱”远远超越了对人的身体的监控，而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监控，被监视者持续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每时每刻受他人监控的肉体和精神压力。这也正暗合了边沁对“圆形监狱”精妙的设计：监视者隐于幽暗的内环而不为囚犯所观察到，囚犯身处明亮的小间而无所遁形，所以在监视者不存在的情况下，监控机制仍能得以有效的运作。福柯进一步强调，这种持续为被监视者所感知的监控机制与惩戒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规训社会的基础。由此，“全景监狱”延展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组成方式:在社会的各种场景中，存在着“监视”和“被监视”的二元张力—一方实现权力运作和社会治理，一方在监控权力的规训下，成为服从管制的、孤立的和自我监督的主体。参见菲利普·斯塔布、奥利弗·纳赫特韦，鲁云林译：《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李翔：《互联网背景下监视社会理论的新发展》，《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10期；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王俊秀：《数据监控、隐私终结与隐私通货》，《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