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无论是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还是加速社会的兴起，都是导致个体情感“荒漠化”特征的重要因素，人们有强烈的交往需求，尤其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期待尽情倾诉与宣泄。②如何帮助个体，尤其是当代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心理上的陪伴感和情感上的慰藉就成为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也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
笔者认为，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此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荷兰哲学家约斯·德·穆尔(Jos deMul)认为，网络技术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超凡的情感世界，各种人物、象征和叙事在此相互交织，而成为人们“精神寄托的自留地”。③当前，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网络空间中的“虚拟恋人”服务视为一种逃离现实生活和实现恋爱自由的有效方式。“虚拟恋人”服务有助于他们“精心缝合因现实生活中亲密关系匮乏所导致的情感生活单一和自我的孤寂”，即时和短暂地获得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陪伴和温暖，同时“创造出一种表达爱欲、释放自我等与情感体验紧密相关的生活方式”，赋予日常生活以不凡的意义。④
“虚拟恋人”服务的方兴未艾不仅部分解决了当代青年人情感“荒漠化”的困境，而且还满足了他们对消费体验的需求—他们将消费视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普遍接受甚至是主动选择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满足其情感需求。因此，“虚拟恋人”服务在当代青年人情感期待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双重需求下应运而生。但也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情感性关系和被商品化的关系应该进行严格区分，两者的组织原则是相互对立的，彼此需要保持适当的边界，并对市场原则支配和加速恶化人类真正的情感关系表示深深的忧虑。①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情感关系的疏远时，他们选择市场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那么这是否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他们情感关系的疏离化？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消费会使人们处在“永恒监督所导致的持续的焦虑和渴望的状态”之中。②也就是说，一方面，当消费者将网络空间中批量化生产的恋爱符号作为情感慰藉的全部寄托时，他们在体验虚拟的短暂欢愉之后会因再次感受到现实的压力而重陷孤独和焦虑的泥淖；另一方面，当他们深陷过度消费的网络世界时，与现实生活的日益隔绝最终将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和维系亲密关系的需求与渴望不断被消解，其相应的能力也将随之逐渐丧失。因此，他们极易永远蜷缩在“虚拟恋人”所建构的亲密关系中，陷入“孤独和焦虑—下单虚拟恋人’服务得到慰藉—更孤独和焦虑——继续下单虚拟恋人’服务”的无限循环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虚拟恋人”服务建构的网络空间中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体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但终究无法替代人们在现实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亲密关系。
数字劳动，理论前泪与在地经验
①哈尔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②孙信茹、甘庆超：《“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
③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④孙信茹、甘庆超：《“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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