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上述拓展，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数字劳动作为学术概念与分析范畴，其边界的扩展不但触及依然具有阐释力的“知识劳动”③，而且还触及更为宽泛和大众化的“脑力劳动”，抽象层次更高的“非物质劳动”，等等。①所以数字劳动可以完全取代或包含这些概念吗？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截然分立的呢？如果“数字劳动”作为一种学术分析工具，不能对其解释对象拥有排他性和独占的阐释优势，同时传统的概念对新现象并未丧失其解释力，那么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不那么充分了。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叉视角
①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
② 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③知识劳工概念的提出源于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对知识阶层日益成为社会领导阶层的判断。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ofPost-IndustrialSociety，1997)一书中，他指出：随着知识技术型社会的崛起，尤其是当社会开始依赖于理论信息（theoreticalinfomation)的形成与传播的时候，一个新的领导阶层，即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科技工人所形成的知识阶层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正是由于对以教育和技能中信息生产与传播为基础的精英制度的重视，知识劳工已经成功转变为当前全球新政治与经济体系中的核心角色。许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同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如赫伯特·席勒(HerberSchiller)、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曼纽尔。卡斯特、文森特·莫斯可等。与产业工人相比，具备专业技能、大多数以中产阶级自居的知识劳工在全球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McKercher)和莫斯可在《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Knowledge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3)一书的序言中，对“知识劳工”概念的多个层面有详尽的梳理与厘清。同时，他们指出：知识劳工在总工作岗位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稳步上升，在发展中国家更是迅猛增长，同时将在全球劳工运动中变得更加活跃。干是，资本主义主要的积累空间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厂车间”转变为以大都市写字楼为主的“社会工厂”。麦克切尔和莫斯可进一步强调，由于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convergence)和企业兼并(corporate convergence)共同导致了劳工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下降，包括知识劳工在内的劳动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即使在传统的专业领域、终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大为萎缩，弹性雇佣关系变得更为普遍。质言之，无论是“低端行业”中的产业工人还是高薪岗位的知识劳工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都不得不为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做准备。知识劳工普遍面临的压力来自长时间的工作、不断提前的最后期限、由劳动分工而导致的自主性降低等，同时，他们还深陷对自身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临时的劳动合同、甚至无法从任何保障性的社会保险中得到援助的困境。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钴、王宏周、魏章玲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凯瑟琳·麦克切尔、文蠢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详文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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