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未来数字劳工研究，特别是本土的研究还应尝试将考察范围扩大至生产场所之外的领域，将劳动者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作为整体来分析，如他们的地缘特征、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社会保障、后代哺育、老人赡养、社会关系，甚至情感生活等各种面向，即从“生产的政治”迈向“生产的政治”与“生活的政治”并重的理念。在工作场景之外，数字劳工并不直接受到资本和国家的控制，学校教育、同乡支持、社区生活都使他们得以突破狭隘的生产政体，意识到自身受到压迫的不合理性，进而“锻炼组织能力、建构团结网络”②。
最后，未来数字劳工研究应注意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主体多样性，也就是说笼统的“劳工”一词很难精准描述实际上十分复杂的劳动者群体，男工/女工、移民/本地人、全职工/临时工/派遣工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在劳资关系与生产政治中，也并不只有阶级抗争和工人运动这一种抵制模式。保罗·约翰斯顿(PaulJohnston)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劳工运动强调劳动者在阶级立场以外的多元化的利益和身份，与公民权运动、性别平等运动等其他诉求的社会运动汇聚与合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改造社会的潜能，同时共同追求社会公共福利与公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Burawoy, Michael. 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②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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