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可能的未来：非异化劳动之实现
如前所述，资本并不是“赤手空拳”地造成了当下的全部后果，而媒介技术本身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引发一切变革，灵活用工关系的秘密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演变的结果，以及资本、国家、劳动力之间力量失衡条件下劳动力不断商品化的集中表现，而当前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提高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和资本进行加速积累与增殖的方法。③因此王行坤指出，传播新技术并非人们感到“时间紧迫”和被全面宰制的唯一元凶，症结在于数字技术如何被资本主义企业利用，从而对劳动者进行更为“精细刻薄”的剥削。④我们从中获得的启发则是，在媒介与劳动的关系中，从来都不只有两类变量，如媒介一政治、媒介一文学，而是资本一技术一劳动者的三角结构。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孔令全、黄再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数字经济时代拓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研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②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③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④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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