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言，平台作为两个或更多群体互动的空间，事实上将成为数据的“钻井”。①每一次私人线上互动都成为一个被平台捕获的信息点，并且被输人某种演算法。不仅如此，可穿戴设备还将人们的身体数据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数据收集者。理查德·艾斯可(Richard Eskow)发现，大数据公司甚至追踪厌食症、药物滥用、暴食症、抑郁症、无家可归、不孕不育等用户信息，收集的范围延伸到心理健康、投票倾向和许多其他行为，乃至个人滚动鼠标速度与登入帐号频率的数据。②
借用约翰·霍特希尔(John Thornhill)的话来形象地表达，网络用户就像是“数字电池母鸡”，在行动电话上“啄食”，为机器学习程式生成大量的数据集，以解决如何向自己营销广告商品的问题，而媒体竞争日益变成一场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用户注意力的战斗。③其背后的事实是，社交媒体的日常实践，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剩余劳动领域，随时可能被转化为剩余价值。李光锡也认为，因为企业现在要吸取青年休闲与玩耍的时间，他们在业余和尚未就业的时间等所做的“剩余活动”，就变成制造另一种形态的市场价值的根据，青年们的网上游戏和自我表达为数据演算机器提供原料与能量，最后被它吞噬，成为数据工厂的“燃料”。④因此使用社交媒体成为一种“线上剩余劳动”。这种“制造成瘾”的新媒体技术使人们不再受雇佣关系和上下班时间的限制，全天24小时都是生产价值的劳动时间。劳动不再受年龄、社会性别、学历、健康状况、岗位和技术工种的限制，只要拥有数字设备并保持“永远在线”，即可成为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主体，而新媒介平台并不支付使用者任何必要劳动的价值。①蓝江的说法或许更为透彻，上网已经呈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一般”的特征，也即后来在其《资本论》中演化为抽象劳动的概念，②浏览网页、打游戏、网购、发布内容之间已经没有区别，因为它生产的是集体性的“一般数据”，它代表所有数据的抽象层面，每个人的数据已变得难分彼此，造成的“数据异化”(datafied alienation)甚至要比传统的劳动异化更为骇人，用户作为生产数据的劳动者，已经全然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分离，甚至浑然不觉自己的数据已经被反过来诱导自己按照广告商和政客的意愿来消费与投票。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又视角
① Srnicek, Nick. We Need to Nationalise Google, Facebook and Amazon. Here's Why. The Guardian, August 30, 2017. https://www. theguardian. com/commentisfree/2017/aug/30/ nationalise-google-facebook-amazon-data-monopoly-platform-public-interest.
② Eskow, Richard. Let's Nationalize Amazon and Google: Publicly Funded Technology Built Big Tech. Salon, July 8, 2014. https://www. salon. com/2014/07/08/lets\_nationalize amazon\_and\_google\_publicly\_funded\_technology\_built\_big\_tech/.
③ Thornhill, John. Social Media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5, 2018. https://www. ft. com/content/ea6c3a0c-0843-1le8-9650-9c0ad2d7c5b5.
④李光锡：《东亚青年与高科技文化——青年难民的劳动地牢摆脱记》，《热风学术网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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