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
（一）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
传播政治经济学指向的劳动研究并不天然带有脑体之分，即“劳心”与“劳力”之间并不截然对立，这同样适用于对数字劳动的分析过程。在此背景下，如上一章节所阐述的，将包括制造苹果设备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在内的制造业中的产业工人纳入数字劳工的研究视野，正是将人类劳动作为一种整体来思考的有益实践，因为数字产品并不是脱离“生产后端”而单独存在的“技术前端”。同样，新兴经济体在数字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智能手机部件的日常装配到开发新的操作软件与应用系统。
在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格外关注全球劳动者中因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平衡而导致的新型的“数字鸿沟”。米歇尔·罗迪诺-克劳希罗(Michelle Rodino-Colocino)认为，它主要表现在：特权精英启动并控制数字创新过程；中间阶层负责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应用程序；大量的数字劳工被安排从事日常的装配与服务工作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加固化而非挑战了现有的阶级结构。①这种将概念与执行、创意与生产分开的做法恰好是19世纪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Babbage)思想的延伸，他主张把工作的执行分解为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要求不同程度的技能。企业主可以更精确地根据特定的流程来匹配工资率，绝不支付超过必要的部分，而将劳动过程分解为最基础的重复性操作，又恰恰是“工作降格”或“劳动降格”(work degradation)和资本将工人去技能化的最佳体现。①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① Rodino-Colocino, Michelle. Laboring under the Digital Divide. New Media & Society, 2006 (3):48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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