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对数字劳工进行考量，即将数字劳工的分析置于全球体系进入以数字技术与ICTs为基础的积累阶段的背景之下，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只是全球数字生产与劳动分工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从全球资本积累和价值链的角度切入，制造业中的数字劳工研究能够折射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结构性的不平等—安妮贝儿·费鲁斯-科米罗(Anbiel Ferus-Comelo)在她的研究中发现，苹果、三星等全球顶级手机制造商与印度本国独立制造商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各邦政府的默许下，这些手机制造商将这个国家训练有素的工人迅速纳入资本化的轨道。在印度的电子产业中，大约有2780万年轻人被锻造成“唾手可得”的廉价劳动力，为“如饥似渴”的消费者市场生产廉价的手机，而这些手机给跨国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但同时，他们深陷工作无保障、弹性雇佣、收入极低、缺乏安全保护、没有发展与晋升机会、女工与童工泛滥等诸多困境。不过，年轻的产业工人并非全无能动性，在印度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跨越既有的边界，尝试团结其他贫民、草根与社区组织，并将国内外的手机生产者与消费者团结起来，从而为公民政治教育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②
而在服务业中，知识性的生产因其不需要长距离的物质性迁徙，加速了离境外包的普遍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规模出现的呼叫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例。这个过程与全球通信系统的使用密切相关，其运作成本也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降低。在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Silver)等学者看来，这就是资本在面对强大工人运动时做出的普遍反应之一，“将生产转移到具有更为廉价和驯服劳动力的地点”，即资本的“空间调整”。①这种调整对于产品原生产地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意味着工作岗位的骤减；同时，对于接受离境外包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也并非一个好消息。恩达·布罗菲(EndaBrophy)发现，接受离境外包的呼叫中心的劳动者饱受低薪、高强度工作压力、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僵化的管理体制、冷漠的工作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等问题的“折磨”。呼叫中心的劳动者是信息社会中关于工作的、更广阔的社会转型的缩影，这些转型包括大型企业的重组、外包的普遍化、工作中传播形式的强化，以及弹性雇佣实践的深化。他进一步强调，呼叫中心作为传播生产的隐蔽场所，完美地体现了20世纪最后十年间资本在追逐利润时所做的策略调整和风险转嫁。离开了这种传播劳动，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capitalism)也就不复存在了。②虽然这些信息“灰领”的劳动工具是电脑与电话，其直接工作对象是内容、符号和信息，但他们在低工资、低福利状态下从事重复性劳动这一点上与制造业中的“蓝领”别无二致。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② Ferus-Comelo, Anbiel. Free Bird; The New Precariat in India's Mobile Manufacturing. In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London:Routledge，pp.119-129.中译文参见安妮贝儿·费鲁斯-科米罗，仝晓霞译：《自由鸟：印度手机制造业中的新“不稳定无产者”》，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0—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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