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
随着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媒介生态的变迁，大量媒体从业者积极或被动地卷入数字化进程，数字技术渗透到他们劳动过程、日常生活甚至抗争运动等方方面面；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问题也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③不同于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者，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对使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等科学话语遮蔽和“迷思化”劳工问题，在他们看来，强调“媒介产业以最低的人力成本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只重微观个体，不重结构性不平等”的窠臼。①与之不同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坚持对资本逻辑渗透传播领域的根本性否思，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来考察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问题，即将劳动视为价值源头，将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②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Chan, Jenny, Pun, Ngai and Mark Selden. The Polit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Apple, Foxconn and China's New Working Class. New Technology, Work & Employment, 2013 (2):100-115.
②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一般以行政和市场导向为策略，以媒介分析、受众和传播效果研究为重心，因此“劳动”和“劳动者”一直是比较稀缺且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视角。如早期诞生于大众传播时代的线性传播模式将传播视为新闻信息传递行为，将传播者视为大众媒介组织，因此其主要关注传播的有效性及其短期或长期的社会影响等问题。即使是后来的媒介社会学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分析新闻记者与编辑人员如何应对各种社会力量，构建社会网络，并通过惯例化的新闻生产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过程，如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Making News)。虽然媒介社会学视域下的新闻生产研究也会关注记者的阶层、种族、社会性别等变量对新闻最终产品的影响，但其缺乏对媒介产业生产者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的考察。与之不同的是，媒介产业的劳动与劳工问题作为传播过程中诸多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高度关注。他们从媒介用工实践的现实出发，使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包括媒介产业在内的各个行业和领域的数字劳工做了大量开拓性和实证性的研究。参见 Katz，Elihu and Paul Lazarsfeld（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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