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笔者在自己的英文专著《当代中国的知识劳工：来自出版产业的改革和抵制》(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China :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中,对新媒体技术对中国出版产业中编辑人员劳动过程和工作环境影响的分析既是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新媒体技术、政策与结构变迁相结合，洞察并揭示出中国出版产业与制度再生产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尝试，也是本土经验研究对西方数字劳工研究有益的补充。①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消除了编辑人员职业技能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性，这与发生在新闻日常生产过程中，记者和摄像、直播车操作员、网络编辑和社交媒体推广者之间不断模糊的界限别无二致。编辑人员专业知识的迅速贬值、工作机会的骤减、弹性雇佣制度的兴起，以及工作与休闲、办公室与家庭边界的打破都使他们陷入“处境堪忧”的状态，而对他们劳动过程和工作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electronicpanopticon)更使他们的这种状态急剧恶化。②
（三）产消合一者与玩工
冯建三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计算机、互联网与手机等新技术条件所复苏、扩大或催生的参与、合作与分享的生产模式，固然蓬勃进行，唯这种有偿、无偿、志愿与非志愿的劳动，究竟是一种偏向让人产生赋权经验的参与'之旅，还是滑向资本增值的航道，从而遭到资本剥削的成分会浓厚些？”①20世纪70年代末，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麦兹从唯物主义观点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受众商品理论”。②该理论通过探讨资本主义商业传播体制下，受众、媒介和广告商之间隐藏的三角关系—传媒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媒介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受众。然而，随着当前数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传播的普及与发展，媒介不仅是内容的提供者，而且还是生产内容的平台，大量的用户有意识地上传图片、视频、博客和网络搜索关键词资料，义务为网站进行宣传和翻译，甚至参加有偿或无偿的众包任务。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Yao, Jianhua. 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② Adams, Tracy and Sandy Welsh. The Organization and Experience of Work. Toronto: Thomson and Nelso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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