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稳定无产者”的形成
斯坦丁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催生了一个全球性的阶级结构。新的群体在这个结构中孕育而生，其中就包括数百万身处弹性而无保障的劳动关系中的“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组织形式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零工经济的勃兴正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延续。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核心在于强调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即哪里生产成本最低、利润最高，资本就会流向哪里。②因此，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最终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labourmarketflexibility)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的必然结果。③
第三章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
①“不稳定无产者”这个概念是由“不稳定的”(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两个词构成的，意指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参见 Standing，Guy. The Precariat:From Denizensto Citizens? Polity, 2012(4): 588 – 608。
②换言之，盖伊·斯坦丁提出的“不稳定无产者”概念是以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为背景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时也重组了第一世界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减少对资本的管制、修改了为工人提供稳定工作保障的法律、将社会福利逐渐变成商品，以及削弱了工会的力量。与此同时，资本的全球化依托信息化的平台，在传统部门及新兴部门(包括信息产业、创意产业及各种服务行业)内实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导致临时工、兼职工和实习工等各种灵活用工形式开始替代长期固定的用工方式；工作任务快速调整，内部劳动分工更加灵活；工资系统更加弹性，货币工资占劳动者收人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非工资性质福利的比重则持续下降。此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也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纳入全球产业链的生产过程，为全球资本提供大量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一方面，大量年轻的劳动力背井离乡，脱离家庭和社区的庇护，在缺乏安全保护的劳动环境中工作，同时缺乏国家提供的福利。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也出现在这些国家的传统工业领域和新兴产业部门，使得传统和新兴产业中的用工方式与内部劳动分工都变得更加灵活。参见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是“新危险阶级”吗?》，《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8期；GuyStanding.ThePrecariat :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l.
③根据斯坦丁的观点，在信息产业、创意创业及各种服务业中，弹性雇佣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这些行业中的工作要求(如灵活变化的工作任务与弹性机制)不仅改变着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及其身份认同，也改变着他们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生活方式。参见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研究谱系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GuyStandingThe Precariat :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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