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稳定无产者”的内涵。斯坦丁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三个维度出发，对“不稳定无产者”概念的内涵展开论述，从而透析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生存状况的变迁过程。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中的大多数人以临时的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缺乏长期的职业目标与职业前景，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这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缺乏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记忆。其次，在分配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无法享有那些福利国家时代工人和白领领薪阶级(或阶层)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缺乏社会福利。最后，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只是“失权者”，而非“公民”他们要么没有政治权利，无法参与所属社区的政治生活、没有资格投票或参与政治竞选；要么没有文化权利，无法开展特定的文化活动；要么没有社会权利，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①在斯坦丁看来，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以及对仇恨的恐惧。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另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
2.零工经济劳动者与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近几年，当数字技术和ICTs的深度融合不断加速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时，不少学者将斯坦丁对“不稳定无产者”的系统性阐释作为主要理论资源，以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直播主等零工经济劳动者为对象，从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等不同面向切入，展开了大量理实兼备、不乏探索性和前沿性的研究。他们发现，一方面，以弹性工作时间、不固定工作场所、不稳定薪酬为基本特征的零工工作逐渐替代了基于稳定的工作时间、场所和薪酬的传统工作；另一方面，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工，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很难享受到失业保险、工伤补偿、退休金、产假等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当劳动争议发生时，更是难以维权。此外，他们还时刻面临着越发激烈的竞争、不可预知的职业前景，以及狭窄的阶层流动通道等诸多挑战。他们因此逐渐沦为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这更加剧了全球市场中长期的、系统性的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性。一些批判学者更是洞察到隐匿于这些困境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关系的不平等，认为：这种不稳定的新型劳动力组织方式在资本全球化下呈现日益普遍化的趋势，而这恰恰是数字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总结起来，在斯坦丁看来，“不稳定无产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工资收入的高低，而在于缺乏社区支持和国家保护—他们往往因脱离来自私人、企业和国家的保障，而身陷社会收入低下的图圄。那些不能通过教育获得回报的年轻人、女性劳动者、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缺乏公民权的境内外移民极易成为“不稳定无产者”。参见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l: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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