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工作的替代与创造问题不仅仅是各国的国内经济问题，它还深深内嵌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之中，与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及其所处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息息相关。即便一国在短期内可能创造出众多的工作岗位，但如果都是承接高科技企业外包的低端处理任务，这些工作岗位得以稳定存续的可能性极小，因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它们很可能会迅速流向劳动力资源更为充沛、薪酬更低、劳动法保护力度更弱的国家或地区，工作的繁荣不过是昙花一现。况且，大部分后发国家或地区在人工智能方面不可能在短期内赶超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无法立即创造出大量高技术人才的工作岗位需求，这样失业危机就近在眼前了。
除了外部环境，一个国家国内的劳资关系与国家角色也极大地影响到工作替代与创造的相对速率。就劳资关系而言，它涉及企业裁员、劳动者权益、工会工作、社会稳定等不同方面。就当前情况来看，政府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和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更深入地探究如何将劳动者从在场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即鼓励和确保劳动者更广泛地参与到关于“机器换人”的劳资集体协商中来，同时，在智能机器面前保持他们高超、娴熟技能的“独特性”，进而更好地实现企业的转型和升级。①就国家角色而言，它是劳资关系的主要参与者与调节者。
第四章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
①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研究谱系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②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当代传播》2018年第3期。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