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新闻报道和学术文献不乏对基本收入的讨论，主要涉及制度设计、实施范围、政策结果等各个面向。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大部分文章尚未交代清楚一个根本问题：资金从哪里来？如果只是从现有税收中抽取，势必引发纳税人的愤懑和抵触，是否另有更具正当性的资金来源呢？
在此，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杨安泽(AndrewYang)的思路颇具启发性。他主张“自由分红”(freedom dividend)，即政府无条件给全国所有人每人每月发放1000美元，理由便是“未来很多重复性的劳动力工作将会被机器、数据和自动化等新科技取代”有了这份收入，就等于有了基本的财务支持，受惠者就能腾出充分的时间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抚养孩子、照顾病弱、参加社区服务，等等。根据他的计算，刨去已经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受保者(社保和“自由分红”二选一)，实际上只需要1.8万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就可以将此主张付诸实践。然而，这个主张最大的亮点在于他对资金来源的设想：通过对高科技企业征收增值税的方式来获取这1.8万亿美元—亚马逊每出售一本图书、谷歌服务器每进行一次搜索，都需要向政府缴纳增值税。这样即便这些高科技企业全部实现智能化生产，也能保证政府从它们身上获取税收。目前，他设想的税率是欧洲的一半，所以也无须担心本土企业的外迁。①这个设计实际上与福特的想法不谋而合，即新的税源来自新技术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增长成果，而后用于补贴大众。但是，杨安泽还是没有阐释清楚，为什么要向高科技企业征税来补贴大众？因为他没能点出人工智能的生产资料问题—数据，以及数据生产者尚未被支付报酬这一事实。那么，传播学，特别是批判传播学研究可以提供怎样的洞
第四章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
①《一战成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总统终于来了》，家天下，2019年9月2日，https://mp、weixin. qq. com/s/JWOXeb9BBY2S0vOIfH7Q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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