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视听类工业时间客体的时代里，这种意识的共时化要求我们对此类操作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要指控电影扭曲了意识；相反，它应当阐明，意识的运作与电影类似，这使电影(以及电视)得以掌控意识。这样一来，电影和电视作为一种可能摧毁意识本身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思想的生态学”的问题)，对它们进行批判就要求我们对意识本身进行一种新的批判，并对康德的哲学体系进行修正。
第三持留可处理、可存储、可交换，因而也可以用于销售，从中获利。在第三持留的空间里，第一持留的时间和第二持留的时间普遍地等价化了，这便调节了“一般等价物”，也即资本和市场的前提条件：货币。然而，在市场中，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意识的时间也成为了一种商品。对于这一有关持留的资本问题，马克思未曾思考，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尤其是在文化工业的时代，当文化工业数字化之后，就成了一个调控工业整体演变的领域—无论我们是否将文化工业称为“新经济”。
在文化工业的演变过程中，被销售的是意识本身。在此，我们总能够揭露一种野蛮的颓败，一种可怕的事实：这不过是所有意识流具有有限性和代具性的直接后果而已。若要反抗这一可能性，我们就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也即必须从先前的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没有客观性持留的位置，便没有“思想”，而且客观性持留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技术的历史，在今天也就是工业的历史。思想的未来只能由文化技术的地缘政策而构成，它或许也是思想的生态政策，因为意识的政策(要知道，政策首先是意识的政策，否则何为政策？)必然是技术的政策。
而且，技术的政策必然是接受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问题。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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