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想要尝试的，是力求避开大西洋两岸的这一对立，而二者之所以对立，是因为它们都没有关注思想的质料，也即意识流(思想位于意识流之中)的载体。
知性将它的某些操作移交给机器，这个过程主要是在北美工业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的。最近，这一事实造成了诸多急剧性的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我们不可能不看到意识发生了一种急剧的变异，更不可能不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事件。意识即为变异。我们并不认为这一变异不会造成一个本身非常可怕的事实，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意识的消逝：恰恰相反，我们并不排斥这一可能性。相反，我们认为这一可能性被包含在意识之中，认为意识本身即为这一可能性，因为意识犹如电影，将它的幻景投映在诸多银幕之上。
至于当前北美工业的地缘政策，它的急剧性源自于资本被大量地投入到某种断裂的技术之中。换言之，使意识流共时化的能力、以工业的方式来组织计算的能力、遴选的准则在第三持留中的运用—如果这一切并未在意识流内在结构中构成某种断裂，那么相反，技术体系中的某种断裂却确实已经存在，而且这一断裂对思想的存在和意识的历史造成了重大的后果。这些后果再次提出了批判的问题。而且，“知性将它的某些操作交给机器”这一过程在工业层面上得以实现，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样一来，持留的准则的制定便不得不完全受制于计算的法则，并成为计算的对象。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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