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说了，图型法之所以工业化，只能是因为它已经处于第三持留的运作之中，而且有多少第三持留，就有多少意识流在它们本身之外得以投映，就有多少物质化过程，这些物质化过程可以被所有开发方式所处理，包括—而且越来越多的是——经济开发。现在我们应当自问：为什么图型法的工业化同时也就是一种世界的统一化的过程，为什么这个过程能够、而且必须发生在好莱坞？换言之，为什么好莱坞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世界的都城，成为“大都市”①？
我们已经指出，电影的特征在于电影流与观众的意识相互重合，同时也在于以下现象：以电影为对象的意识的时间会接受电影的时间。事实上，由于意识的运作，即“我”的运作在某种方式上已经具有电影的特性，否则电影就没有能力去干扰图型法；与此相同，通过电影工业，美国的地缘政策(其“传道士位于好莱坞”②)得以去开发构成政治的一个维度，也即“我们”的维度：“接受”，而且美国发现并揭示了这一“接受”的过程的激进性。
我们已经看到，与所有公开地使用其理性的意识一样，康德的意识也能够、而且必须去寻觅意识流即将到来的统一性;在这个寻觅的过程中，他的意识首先使意识流中已经出现的多种多样之物，也即以第三持留的形式呈现的诸多思想同一化和物质化，然后对这些思想进行再次激活、排列、处理和诠释，使意识流延续下去，为该意识流打开一个与其过去时刻具有一致性的未来，其中混杂、插入、镶嵌着其他意识(例如休谟、沃尔夫、莱布尼茨等人的意识)的过去时刻的要素。然而，过去时刻是被一个前摄的过程所激活，也即一种作为自我的意识的欲望，或者说是一种自恋情结，而且康德意识统一化的过程是对激活所有意识之物的典型的投映，已经将“我们”——也即勒鲁瓦一古兰所说的“人类群体的统一化演变”，或康德本人所说的“所有意识的理想状态”——的结构构建了出来。
技术与时间
① 此处“大都市”呼应本节标题,而由于标题中“大都市”(metropolis)一词为斜体，故而不妨推测它影射的是影片《大都市》(弗里茨·朗格执导，1927年)。——译注
②这是克里斯托的言论，载《华尔街日报》，转引自赫伯特·席勒。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