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活动中，在私人节庆日或集体节庆日中，在拜神仪式中，总之，在这些特例时刻中，总会有某一共时化过程在运作。在大部分宗教仪式中，且不说全部了，在通俗节日里(这样的节日很多，多为年轻一代人在参与)，人们总会聚在一起聆听音乐，这些意识体验到的快乐说明共时化过程是多么受人追捧。然而，上述事实同时也体现了以下两者之间存在着关联：一方面是“我们”的共时化过程及其特例，另一方面是“我”的历时化过程及其特例；而与此同时，泛指代词“人们/大家”又总在制造混淆。然而，随着媒体的发展，共时化过程已经变得几乎将永恒存在并系统化了；而且，由于所有劳动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均有演变为媒体的趋向(在学校里也是如此，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一点上来)，因此共时化过程将越来越具有持久性和系统性。由此可见，这一共时化过程表明，通过上述诸多媒体，一般意义上的个性化过程已经丧失，而且在程序工业发送给超大型意识群体的连续不断的“事件流”中，铺天盖地的特例时刻淹没了“事件流”的全部。个性化的丧失同时也是一个大范围的令人担忧的“失望过程”，与“工具的承载者”——机器——不一样，它所危及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而是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所有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已经通过市场营销这种“说服的技术”②或者说“舆论经济”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迷失方向》最后一章的结尾处,出处同前，第276—277页。
② 这里借用了雷吉斯·德布雷的说法。
③同上，见《金融的力量》,OdileJacob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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