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借助图像而实现统一性已成为政治经济体系乃至地缘政策体系中的主导环节。在这些体系中，在全球商业战的背景下，技术使以下现象成为了可能：
(1)通过国际技术标准，生产得以统一化，而技术作为生产的全球技术体系，它使旨在生产消费资产的劳动的工业化分工得以世界化，并且使一种远程通讯机制成为可能，工业迁移和远程管理则凭借着远程通讯体制实现了普及；
(2)作为程序工业(其中主要是美国程序工业)传播的全球技术体系，它使大型大众市场在有偿债能力的国家里得到了构建。
正是因为在全球商业战中，占领市场变得比提高生产力更具决定意义，所以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揭露的那样，文化在美国变成了工业，而且该经济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似乎欧洲人一直没有明白这一点：1999年，欧盟委员会将预算的0.06%用于多媒体规划，约占用于支持烟草种植的预算的三分之一。
正是因为“接受”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正是因为美国遇到的这一问题与其他任何地方的都不一样，所以才会有《关于电视》所分析的那种电视的存在，所以电视才以美国模式而发展。依照这种理解方式，文化——它显然不会像在法国那样，仅仅局限在文化部所辖制的那些领域之内—就是通过对持留进行工业化组织，并总是以技术为实现这一组织的条件，来制造象征符号。
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本来就具有技术性，因为文化是以技术和科技基础为载体，并且由它们所构成。然而，文化构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无论它受到的污染将会变得多么严重，集体行为都总是通过这一要素而铸造成形;集体行为调配着社会体系的统一性、预见能力，以及它与未来的关系，也即它对未来的欲望。我们将会看到，数字化使超工业化成为了必然，而在超工业化的道路上，文化成了第一大政治问题：这同时也是像当今名为“信息社会”的工业政策那样拓展到了最宽泛范围之内的“接受”的问题。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 玛丽一约瑞·蒙德赞，《图像、圣像、经济：当代想象的拜占庭源泉》,瑟伊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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