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康德的分析最终走向了对三重综合的区分，而且在我们看来，三重综合作为先验想象力的根本性操作，必然要求我们从对胡塞尔的批判分析出发，定义出三种形式的持留，那么电影和电视之所以能够具有象征的实效性，必然是因为它们考虑并且落实了上述结构，而且它们的相似性复制技术使上述结构的“外在化”——即勒鲁瓦一古兰所定义的“外在化”—成为了可能。从此，这一实效性先是在电影中，随后在电视中介入了个体和集体的意识流的过程，调节着意识的图型法。多个意识流的重合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意识观看和体验同一个事物。我们并没有说视听节目为意识的时间“编程”，即决定了意识的时间，而只是说这是一种调节。不过，这样的调节所具有的效用是巨大的，而且确切地说，其效用已经被应用数学和运筹学技术所量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广告公司才会毫不犹豫地购买电视广告时段，让观众的意识在那里得到投映，并最终接受新的行为范式。
电视频道由社会群体的相聚所构成，媒体节目根据观众的共同准则被生产出来，这样的组织模式事实上导致了持留准则的强化，而这些准则相对于意识群体逐渐变得具有共性。熵正是处于这一层次上，这恰好解释了电视所特有的象征的实效性，即使电视节目的质量有时候非常差劲—但是电视不乏电影的某些优秀性质(拜现实效应、前摄性所赐)，例如特写、蒙太奇、优秀的剧本等。当选定的节目的组成要素一新闻、资讯、影片以及政治、文学、科技题材的谈话节目，也包括综艺节目、纪录片等——或多或少地服从于同样的遴选准则，并且触及到大范围的观众群之后，它们就会作为第三持留的同质化、标准化的机制而发挥作用，这样的第三持留将决定第二持留的运作，而我们已经看到，第二持留又会对第一持留进行调节。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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