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这也是一种扩大了的“库里肖夫效应”，只不过它在这里是在媒体节目所构成的“巨流”的层次上运作，因此也就是在意识本身的层次上运作——每个节目都决定着后一个节目的接收，同时被前一个节目决定。这样一来，不同节目表之间会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模仿:某个频道在进入观众意识群的市场之后，从它的竞争对手那儿抢占了一定数量的观众意识，如果它想要增加它的市场份额(所有频道在构思节目表时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它就必须将竞争对手至少一部分的持留准则内在化，尤其是那些已经被观众意识群所接受了的准则，同时还必须使它的各个节目的时间与总体时程区划共时化，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在节目变换的时候招徕观众。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播送频道的多样化(它从更高程度上划分了观众群)并不是一个与持留的熵相断裂的因素，而是一种改善，明确了整个体系所触及的对象，虽说这种新组织模式明显极大地改变了共时化的条件——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一点上来。
13.1997年的转折:文化超工业化的时代从发射机到服务器
杰克·朗担任文化部长期间，曾经说过视听节目“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商品”:此言甚是，因为视听节目属于“文化”，位居艺术创作和“精神作品”之列，而且作为节目和时间客体，它在全球商业战中是最为有效的竞争工具，因此也是第一重要的竞争工具。①当前，数字化技术使视听节目能够通过远程通讯网络传播，而IP协议已使远程通讯网络具有了交互性，与此同时，电视机(“远程视野”接收设备)已变成远程活动的一种终端。在此背景下，视听节目在接受的过程(启动于工业革命也即“现代性”)中所独有的威力将不可估量地强化—以至于对于媒体节目、构成媒体节目的时间客体、第三持留的生产和传播机制而言，它们的性质都将发生某种重大演变。
技术与时间
① 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法国高层官员和政治人士总是显得有些轻率。这表明他们要么基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现实，要么就是在面对这个制造他们个人形象的机制的时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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