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感官时间流的综合载体，作为与这些时间流对应的行程的导向载体，上述机制承载着三重综合，而呈现在直观的空间形式和时间形式中的杂多借助着这三重综合，在统觉中得以统一化，成为概念，并作为图型而投映。
在一种全球性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运行过程中，世界化无处不在。这正在进行中的世界化经常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末日”的临近，这其中并非只有经济原因，或者说经济原因并非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的“存在之痛”，世界化也经常被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存在的崩溃而被人体验。
从这个角度来看，兴起于美国的、围绕着“鬼节”万圣节的市场营销手段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
《纯粹理性批判》没有将第四种综合纳入考察范围，因此不可能对作为“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的组织模式——也即作为政策——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机制进行反思。海德格尔曾关注过这些机制，或者说他在采用了其他术语(主要有“日期性”、“公共性”、“确定方向”、“去远化”、“差距”等①)的同时,只是绕着这些机制四下转悠，却未能沿着这一方向再上前一步:他在面对“世界的历时性”这一问题之时的退却阻止了他继续前进的步伐。
在前一章的结语处，我们曾提到，由于跨国程序工业对接受的技术的掌控，造成的后果将会是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化(这是一种同质的全球性得以构成的条件)。这意味着，由于教育系统首先是获得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机制并将它们内在化的地方，因此我们更应正确地理解持留机制和“元持留”的机制这一问题。更有甚者，按照西方的设计，教育系统的宗旨在于获得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的科学基础和哲学基础，例如思想史，因为思想史是一种“我们”，包围在我们四周，比当下现实中的“我们”更大，并且为我们打开了某一空间和某一普适性时间的视野—上述表达方式的含义远在其物理含义之外。
第四章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根本问题》(法译本,J-F.库尔蒂纳译),伽利玛出版社，1985年，自第314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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