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大纲，并对大纲的实施进行监督管理；
(3)若干所大学和若干国家级委员会。在大学里，各种知识，也即这些知识所构成的各种准则被批判并重新制订，而国家级委员会则负责对上述工作进行评估；
(4)若干师范学校和大学研究所，专门培养获得教师资格证的老师和教授；
(5)若干中小学出版机构和大学出版机构，专门出版教材和研究著作，也即建立并推广真正意义上的持留载体。
进一步说，上述专业出版机构受到之前参与者的知识的约束，他们为各种教材制订了编写大纲，已由国家教育部的官方刊物发表，同时也为大学出版机构组建了由学界人士组成的评阅委员会。上述出版部门必须受制于这些机构，后者负责编定官方的持留，旨在生产出为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小学教师和中小学生所用的各种载体。总之，生产这些出版发行物的是某一些教授—这是一个体面的、令人羡慕的肥差。
与此同时，上述一切还须以书店、造纸厂、图书馆等为前提。这一体系的基础是记忆术的文化，它为所有参与者所共有，或是必须变得为所有参与者共有，它既是他们的领地，又是他们意识流的统一性的“发明”的前提条件。这一体系就是写作文化，它是过去的诸意识流的文字性综合，它被存储下来后，就成了可获取的知识的宝库，成了意识各种载体的运行机制，而该意识已经逐渐公开地意识到了它自身的存在。
这一传输体系的受益者，也即新生的一代又一代人，通过该传输体系，同时根据“我们”的时间的压缩机制(这也是“接受”的条件)，在数年之内就可遍览所有的理性知识。这些受益者所应获取的基本原则早就在写作文化中并通过写作文化而铸成:这些基本原则是写作文化所具有的分析能力与综合能力的具体呈现，在现代民主国家里，它们本身即为接收过程的基础。
然而，这些基本原则在未来能否继续被传输，乃至它们在今天能否真正地被传输，我们对此毫不确定。它们曾经在其中被铸就出来的持留机制，如今已经变得边缘化了，以至于整个体系看起来似乎是在无效运转，其功能已经发生了改变。不过，与其说教育系统中的这一动荡或许是源于一种社会、经济、政治乃至伦理的危机，倒不如说它是源于一种绝对非同寻常知识危机知识常常处于危机之中。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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