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些意识群开始怀疑—但是，这是一种危险的怀疑，而不是有方式方法的怀疑一似乎学者及其代言人的职责在于打点一切，使每个人都对知识抱有欲望，而非使人们对知识产生恐慌的心理。与此相反，媒体对那些虚伪做作的积极人士作出了回应，但是这些人没能欺骗任何人，除了某些幼稚无知、虔诚勤勉、使人极为担忧的记者①;最终，这些积极人士就像今天的政治人士那样，被“送上了审问席”。
作为被公共管理的全球持留机制，教育系统是一个导向机制，它若要正常运转，条件是它必须—通过教授(这些人出于对知识的担忧而被驱动，并且受到情感上的触动)以及他们对知识的“信任”，一种既非消极亦非积极的信任，而是一种质疑态度的信任，即便面对年轻一代的意识时，也是如此——具体呈现出知识与“非知识的知识”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并最终呈现出有关这种差异的总是强烈的体验。这是一种必须教会人们去发现并使之转变的差异，无论它可能而且必须有多么细微，同时也是一种必须亲身实践从而将其传输的差异，事实上，它也必须被传输和接收，因为它不是自动地就能被人发现，而且对于那些有待培养和教育的意识，它与康德所说的“进行区别所依据的主观原则”(也就是在实践的同时使之增长)相吻合。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 关于科学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尼采这样写道：“我们如今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即对于所有本质上严肃的一般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最为重要的哲学问题，真正的科学研究人士不再有任何发言权。相反，新闻界，这个已经渗入到各种科学之间的高黏度的胶水层，自认为应当在那里行使他们的职责，而且按照他们的本性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也即一种日工的任务，正如他们的名称所指明的那样。「……]报纸取代了文化，甚至以学者为名，对文化抱有企图，使文化像往常一样，以这层高黏度的胶水层为依靠。这层胶水已经将所有生活方式之间、所有社会阶级之间、所有艺术之间、所有科学之间的缝隙黏合起来。正是在报纸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蓝图达到了至高点。新闻界，当前的主宰者，取代了伟大天才的地位，取代了能永远行使职责的向导的地位，取代了那些能够摆脱时代限制的人的地位。”尼采，《论我们的教学机构的未来》，出处同前，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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