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作为起源，是超感知的现实，是所有可能性的全部。这是理性的一个需求，也即理性需要“认为存在着一个绝对现实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它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①，甚至需要认为“存在着不受限制的上帝，[………]作为初始原则，它是唯一的可能性，同时需要视其他一切事物为支流”。在此，一切可能性均从中分流而出的现实是如此地现实(且至高无上)，以至于理性需要将它作为先于--切可能性的现实，对它进行投映或折射，也即向后投映。这一超感知的现实性是一切既已存在或即将到来的，也即有可能存在的可感知的现实之可能性的条件。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这一起源同时也是绝对性的、父系的过去时刻的起源，它需要各种第三持留。关于这一点，康德认为，如果我们首先没有(即先天没有)理性的需求这一原则，那么这些持留或许就毫无意义:这是康德与威茨曼辩论的主题。威茨曼认为，只有通过某一“外在启示”，也即《圣经》这一神圣的文本—它也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持留机制②——信仰才有可能;康德对此的回答是，只有对于那些已经拥有了进行区别所须依据的某一主观原则的人，这样一种启示才有可能。
上帝作为终结，这是大自然中的秩序，是终极性，这一终极性见证了理性所离不开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智慧。“除非承认存在着一个智慧的造物主”，也即起源这一绝对性的过去时刻，它折射着诸现象(本体的)绝对性的未来，以及处于无条件因果关系中的事物的秩序和流程，“否则我们或许就不可能拥有[……]哪怕一点点可被理解的理性[即关于大自然中的这一秩序和终极性的理性]，而不落入绝对荒谬的境地之中”。
第五章 进行区别
① 康德，《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出处同前，第80页。
②费罗南科，《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的导言，出处同前，第46页。
③ 康德，《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出处同前，第80页。
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