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以统一，在此，“我们”的“流”具有一个非常宽泛的含义：所有一般现象的统一性的“流”。
已经写下并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大自然里的“秩序与终极性”已经变成了一些非客观的概念，变成了“上帝之死”之前的“文化的好奇心”，变成了形而上学残留于意识与科学中的假象。我们生活在拉马克、佩利、达尔文所在时代以及基因组排序机器之后，生活在一批分子生物学学者之后，他们已经指明，这一秩序和这一混乱—瓦雷里和康德对此都感兴趣，而瓦雷里则在他所了解的热力学所处时代之后，赋予了这些词语以一种全新的而且颇具时效性的意义——均为统计学的现象。在这一秩序和这一混乱中，导致熵的动力和负熵动力的各种趋势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在其中运作着，同时不必“承认存在着一个智慧的造物主”。
当然，我们或许应当指出，要想摆脱那些与康德的无条件性相关的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应当注意到，《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这一文本是开放的，属于通俗哲学，而这部书的阅读应当能够为阅读《判断力批判》做好充分的准备，后者开篇就提到：
如果决定因果关系的概念是一个自然概念，那么这些原则在技术上是实践的，但如果它是一个自由的概念，那么它们在道德上是实践的。①
不过，先把这个放在一边。
因为，我们在此想要揭示的是，康德对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清晰明确的划分，并自信地把这一划分作为先决条件，但是这一划分却是一个而今已完全过时的科学概念的体现。哲学以及当代科学，归根结底也即一
第五章 进行区别
① 康德，《判断力批判》,弗兰出版社,1979年，第22页。(参见《判断力批判》中译本，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6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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