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在揭幕之时是作为一个新的“接受”的过程，其标志是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承诺;相比之下，当前各种技术科学本质上是诸多新的持留、复制和传输过程的实施，而这些技术科学已经逐渐遇到了对“接受”的某种摈弃这一风险。这是因为，在那些破坏了某一“我们”的统一过程的一切可能性，同时由于可持久投映的，也即可理想化的准则的缺乏引发了各种免疫保护反应的嫁接体的影响下，“接受”被视为一种退化风险。
然而，由于技术科学尚未得到批判，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已被倒置，现实性变成了可能性的一种模式，而康德对理论和实践的划分也因此而失效，所以在此背景下，这样一种准则仍然无处可寻。
事实上，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康德将知识划分为两大领域(二者之间的混淆源自于形而上学，而康德的“三大批判”已经提防到这一混淆的原因):一是理论的领域，二是实践的领域。这一划分是批判主义的构成要素，对它进行质疑总是颇具风险，但是对于在科技与技术科学时代对技术进行新的反思来说，这一划分同时也构成了一个障碍—也就是说，它对“接受”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障碍。
在对因果关系进行考察之时，康德调和了理论领域中由意愿的诸现象引起的因果关系，而且事实上还调和了一个实践的问题，也即一个与道德法则之下的目标的统治力相联系的问题，似乎各种技术行为都不曾存在，而且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使理论与实践的划分的可能性在这些问题面前变得不那么明显。
在康德眼中，技术在法则方面与理论具有相同属性，技术不包含任何实践维度，炮兵的例子的含义就在于此：只有在不懂空气阻力理论的情况下，炮兵才能够将他的实践与弹道学理论对立起来，因而那名炮兵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在康德那里，只有在某一意愿带来了自由的情况下，才可能会有实践。
技术与时间
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丛书,1963年，第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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