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观点与此类似，但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却完全不一样，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异。海德格尔认为，法语这门语言的哲思性太过薄弱，所以我们对“faireécran”(成为…的屏幕)这一怪异却又漂亮的表达方式的含义的理解与他的理解肯定不一样。这种表述方式上的不同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从各个角度来看，屏幕是投映的条件。我们认为，投映——海德格尔将其命名为未来的至上地位——必然是虚幻的，而且必须建立在对持留进行遴选的某一机制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对演变和未来的接受的意义，而且这一点在现代性(它在大西洋对岸得到了充分发展，旨在实现全世界的重组)中得到了揭示。
这一点在现代性中得到了揭示，但是这一“揭示”具有否定意味：它同时也是一种掩饰，或者说在我们看来确是如此，要知道，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演变从此可能已经变成对某一未来、某一“历时性”的完全抹拭。
面对这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人变得盲目的“揭露”，一种“新批判”成为了必须，而且从某些角度来看，存在论分析使这一新批判具有了一定的可能性。然而，在一个我们感觉到了某种极端的新颖之处出现(而且它同时也在不可逆转地消失)的时代里，海德格尔的一个关于“现代技术”的论题却不能使我们得以理解该时代的特征。这样一个独断式的论题甚至成了一个极具危险性的障碍。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历史”的思想取代了存在论分析，这一思想使我们无法对在美国上演的“精神之战”这一当代时期进行反思。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美国成了诸多夹击德国的钳口中的一个。对海德格尔而言，《形而上学导论》同时是一个新的契机，使他得以再一次而且是以一种别具时效性的方式来谈论收音机：
技术与时间
① 古希腊语,意为“本质喜欢将自己隐藏起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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