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诸意识与诸时间客体一起，构成了程序工业的一个市场，而且该市场逐渐拓展到了年轻一代人的意识，这些意识从属于持续创新所必不可少的专业教育。与此同时，这些意识的生物载体同样也构成了一个市场，而先于这一市场存在的，是食品的各种生物载体：玉米、大豆、绵羊、牛，以及令吉尔·夏特莱倍感遗憾的猪。
简言之：随着各种形式的传输融入到同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科技机制中，同时该科技机制在各个地方运用的都是同样一些持留“准则”，复制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而出现在我们面前。若是将这一问题归入生物科技所提出的那些所谓的“伦理”问题之列，那么此举或许就太过肤浅，而且非常危险了。在本章最后几节中，我们将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将首先分析我们所说的工业的超可复制性①，它是由数字化所导致的。
9.超工业化、超可复制性、普遍化了的行事性
使文化工业、摄影、电影、光碟、广播得以诞生的，是相似性复制。它造成了不计其数的后果，涉及艺术、“议会生活”、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和政治空间，以及思想作品的传播条件和大众的生活方式。
它使文化得以工业化，因为它使系列化生产得以实现，也即一种本就是复制的生产—也即一种无原作的生产，本雅明在谈论电影的时候曾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事实上，对于电影而言，复制是第一位的：并不是先有某一产品，随后这一产品被进行复制。构成电影的材料的，确切地说是电影胶片，而胶片可以任由人们进行人为处理和复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复制品：正是通过对复制品的人为处理，影片才被生产出来。确切说来，也正是这一可复制性使电影得以成为一种时间客体，我们相信，本书的第一章已经阐明了这一点。
技术与时间
①“工业的超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曾说过的“认定的综合的超可复制性”(参见本书第二章第6节)的工业化开发。工业的超可复制性得益于数字化的记忆术科技，因为在数字化的记忆术科技中，成本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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