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状态和历时状态是两种不断相互组合的倾向，但我们将会看到，二者不可能一直对立而不带来消极后果。然而，时间客体的超工业化所分解的，恰恰是共时状态和历时状态的组合。
不过，无论物流产业(数字化)和象征符号工业(字母符号、相似性符号)的融合是多么的显而易见和不可避免，目前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一融合会在当前它所呈现的形势下(也即对诸多意识进行系统的、无限制的开发，将此作为“进军市场”的前提)一直保持其有效性。这是一种斗争，这一斗争正是当前工业革命的目标，也就是为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称的“新型商业”(该词在此取其广义)创造条件。
20世纪下半叶，电视系统以霸权的方式付诸现实：1997年全球共有电视十亿多台，全世界人民，即全球人的意识，受到了相同的工业时间客体的影响。通过电视系统具体化的事物在已经揭幕的新世纪之初将演变成一个远程行为系统。这个演变过程将继续推进一个已经由电视启动的意识活动深层次转变的过程。意识具有时间性，不仅因为它与音乐旋律一样都在不停地流逝，总是刚一出现就会消失，还因为它的形式具有历史性，处于演变状态之中，它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物，而是一次征服、一种结果和一个历程。尽管在演变的过程中，一些倾向、一些动态稳定的结构和一些理想状态的客体维持不变，但是意识的形式却有成百上千种。
在意识活动转变的进程中，代具有着决定意义，我们将会看到，代具影响了康德所说的图型法的条件。这便是我在《迷失方向》中所说的新型第三持留在发挥作用。第三持留指的是在记忆术机制中，对记忆的持留的物质性记录。在阐述这一概念时，我参考了胡塞尔的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这两个概念(我将在第一章里详细分析这些问题)。我将论证这样一个主题，即随着时间客体的工业化生产，构成意识流统一过程的“综合”(这也是康德对“综合”的定义)的代具化过程达到了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意识的转变能够导致该意识完全被摧毁。确切地说，这意味着，当前正在进行的意识的代具化过程，也即所有持留机制的系统性工业化过程，已成为个性化过程的一个障碍，而意识正是由个性化过程所构成。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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