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考之所以未能与胡塞尔比肩，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以下事实：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的组合构成了时间客体的真正现象，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时间客体重复两次会造成两种不同的现象；与此同时，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的组合决定于第三持留的技术特征和中断性特征①;这样一来，文化工业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文化工业以工业的形式系统地使第三持留的新型技术投入运作，并且借助这些新型技术，使新的遴选准则投入运作，具体而言，也就是完全臣服于市场法则、臣服于股份制的遴选准则。
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新时代，也即意识的政治经济学的时代。
从宽泛意义上说，第三持留是意识的代具。没有这一代具，就不会有思想，不会有记忆的留存，不会有对未曾经历的过去的记忆，不会有文化。录音就是这样一个代具，但它是代具中极为特别的一种。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使以下事实变得显而易见:作为对客体某一痕迹的记录，作为模拟记录，第三持留同样也决定了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之间的联结。在分析《访谈录》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假如我们参照的是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玫瑰》或王颖的《烟》②，同样也能说明这一点。
胡塞尔拒绝承认感知过程与电影类似或只与电影类似，认为被感知之物根本不像电影银幕。因此，在胡塞尔的分析中，第三持留尤其是录音技术被排斥在外。然而，在胡塞尔进行这一分析的四十年之后，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会重蹈覆辙，而且此时距本雅明写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已有十年，为什么他们二人没有抓住本雅明文章的广阔幅度①？那是因为，他们想到的是《纯粹理性批判》，并以之为参照，对意识流的构成(这也是康德哲学的主题之一)、第三持留功能的形成，即作为种系生成体系的一般技术的形成进行了思考，正是这一反思构成了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质疑。这两位德国学者曾移居美国，并于1947年计划回到他们那几乎已化为废墟的祖国，他们的失误或许是康德哲学思想神秘性即“图型法”的深奥性的标志。图型法有待深入挖掘，这或许会改变《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的“准则”这一问题—“准则”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批判的问题。
技术与时间
① 关于“中断性”(épokhale/épokhalité)的确切含义,参见《技术与时间》前两卷的相关章节。
②《开罗紫玫瑰》(旧译《戏假情真》)，伍迪·艾伦执导，1985年；《烟》，旅美华裔导演王颖执导，1995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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