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对《纯粹理性批判》进行批判，进行一次“新批判”，针对“意识犹如电影”这一问题，即技术的问题，而技术的范畴涵盖了所有第三持留，它是工业技术的初始条件。我在别处所阐释的“思想的生态学”②，在这里将被称为“意识的政治经济学”，它的基础正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第二章意识犹如电影
① 正如布克哈特·林德纳(参见《关于可复制性的理论》,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歌德大学，1998年)所指出的那样，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中，“复制属于对既定客体的拷贝这一范畴”，然而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可复制性“并不是涉及既定客体这一整体”，换言之，复制远远不只是对现实存在物的拷贝，而且还在拷贝的过程中增添了一些东西，构建了一些东西。本雅明认为，在文化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复制技术具有这种“构建性”，这一性质不仅赋予电影以异化的威力，而且还使之具有分析的力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分析的力量”。恰恰相反，布吕诺·拉图尔(参见《媒体学手册》，1996年第一期)完全错误地阐释了本雅明—之所以说“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参见瓦尔特·本雅明，《文集》第二卷法文本，莫里斯·德·冈底亚克译，贡提耶一德诺埃尔出版社，1971年)解读为一篇反对现代性和技术的文章，而阿多诺则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技术所带来的解放—对于这篇探讨可复制性所带来的巨大难题的文本，他们二人均浅尝辄止，理解得不尽正确。
② 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低级骗术的时代》，载于《艺术杂志》1999年11月特刊，以及《意识的价值》，载于《外交世界》2000年8月。
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