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得到很好的补偿。①
简单地说，1781年版和1787年版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但是康德肯定是想在这流逝的几年之中维持他自己的意识流的统一性。几度春秋不再，康德老去六岁，但他根本没有否定他的过去。然而，从1781年到1787年，除了时光流逝这个事实之外，还发生了些什么？在这流逝的时间里，定然发生了一些事件，其中就包括读者对《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这批判将迫使康德换一种方式进行撰写②，也即“面对着读者群”重新书写他自己的意识流的历史。
9.作为投映的质料的“自我”及其位置
意识若要成为为某人所拥有的意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该意识能够以某些痕迹的形式外在化和客观化，同时通过这些痕迹，使其他意识能够进入该意识。尽管康德和胡塞尔都没有引入“第三持留”，但显而易见的是，康德本人意识流的文字性记录是对所有意识活动进行分析的首要前提条件。这一文字性记录导致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写作，而该作品的目的正是对意识活动进行分析。康德的思想只有以书籍的形式才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正如呈现在他自己面前那样。换句话说，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呈现在他自己面前，也出现在他的内心里。他的写作，也就是他的剪辑，将剪辑后的成品展现在他面前，展现在投影银幕上，也就是承载着他思想的那些纸张，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知性的拐杖”。
技术与时间
① 参见《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第28—29页。——译注
② 第二版为康德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得以“尽可能地去除那些有可能产生误解的难懂之处和模糊晦涩之处(思想敏锐的人在评价这本书时产生的这些误解，我或许难辞其咎)”。(参见《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第26页。——译注)
③ 在《从世界主义的角度看世界通史的观念》里(S.皮奥贝塔译,加尼埃—弗拉玛里翁出版社,1990年),康德写道：“我所说的‘我们自己的理性的公共用途’，指的是面对读者群时，以学者的身份而实现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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